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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考虑重要的人口问题之前,先不要忘记历史和地理的因素。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,有4000多年的文明,这对于21世纪的经济并非是不重要的。中国以前经历过许多繁荣时期,它有过众多伟大发明(指南针、火药、印刷术等),它曾长期占据世界海上和陆地贸易大国的地位,也曾长期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强国。根据经济史专家安格斯·麦迪逊提供的资料,在1820年,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5%,总产值占28%,人均收入大约是西欧人均收入的一半。“从现在起到2010年,中国将有能力给世界带来与迪奥或古琦同样水准的品牌”,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巴黎2004春夏时装发布会上,杉杉公司的老板郑永刚这样宣称。杉杉是家有12种品牌的集团公司,郑老板的讲话惹人关注。他的6名时装设计师在卢浮宫的卡洛赛尔舞台初次露面,同样引起轰动!数千年来,中国既不缺少蚕丝,也不乏灵巧的手。但是他们深知,要使一个地方性的普通品牌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牌,还必须有一种复杂的炼金术,而创造性和时机是其中的关键。首先,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,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。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。国家越小,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,上述的比例就越高。例如,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,既无石油,又无汽车制造,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。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、汽车和食品,用的钱都是靠出口(运输、金融服务等)赚来的。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,它还做转口贸易,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!相反,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,而不用到外国购买。所以,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。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,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。今天,按前述指标来计算,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。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,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。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,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——《首席执行官》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。1984年,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。在青岛,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,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,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,再后来是另外几家,全都是冰箱厂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,有的生产洗衣机,有的生产空调等。从90年代初开始,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,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%的份额,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。从他所在的港口,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,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。20年来,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%,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(其中有10亿是外销),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民意测验表明,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。张瑞敏先生是杰克·韦尔奇的崇拜者,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。他并不想就此止步。人们一向认为,中国没有世界品牌。而海尔在昭示: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。

即使“两强说”尚未成为现实,但可以肯定的是,美国和中国肯定是新世纪世界经济中两个活力最强的国家。高盛亚洲公司的负责人胡祖六先生发表的计算结果显示,最近四年来,美国和中国共同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2/3。但两者内部的力量关系很不平衡。总有一只是狼,一只是羔羊。按照通用的方法计算,美国这只狼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中国这只羔羊的10倍,人均收入则是中国的10~30倍。即使按照最乐观的假设,在2030年前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可能超过美国。美国在向全世界发行货币,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可兑换货币。美国企业统治着经济界所有的重要行业,而他的对手中国在这些行业中还只能蹒跚学步,是一位正在学习认字的儿童。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则更为明显。中国的巨大胃口也给转基因作物带来了转机。在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那里,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改善农产品质量的希望。从1986年开始,中国就在这方面积极开展活动,并且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占据世界领先地位。中国动员了数千名科学家从事这项研究,他们不会遇到任何人为的障碍。需要就是法则,即使研究会涉及到许多未知的领域也不要紧。在中国,人们不会太拘泥于谨慎从事的原则,同时也没有若泽·博韦教皇会来妨碍实验室的工作 。美国的产品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,2004年2月,孟山都集团简直喜出望外,当时,中国同意购买它的某些转基因产品(大豆、玉米和棉花),随后又在订单上增加了菜籽油、玉米油和已经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番茄汁。实际上,中国本身也是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大户,位居世界第一——总共有900万棉农栽种了差不多70万公顷转基因棉。目前,中国正在对130多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开展积极研究,其中近10种已获准进行大田试种。中国粮食生产的起伏没少让领导人揪心。从1998年创纪录的51,200万吨以后,全国的小麦、水稻和玉米产量就呈现出减少的趋势。一些农民为灌溉问题所困扰,另一些则更愿意生产水果和蔬菜,因为这些产品往往更赚钱。总的来说,北京正越来越倚重世界市场的供应。中国很快将会每年购进3,000~5,000万吨粮食:小麦、水稻、玉米和菜籽油。从长远来看,中国终究会成为农业净进口国,这一趋势会日益明显。对于那些发达国家的农民来说,很久以来,他们一直受到别人的抱怨,指责他们的劳动只会让粮仓过度膨胀,只知道申请政府的补贴。中国的需求将给他们带来机会。相反,派几个农民去开垦哈萨克斯坦的富余农田,则肯定于事无补,中国依然需要进口粮食。这时,中国来到了基础产品市场,大力购买原材料、能源和农产品。中国的到来揭开了上述美景的面纱,它告诉我们,经济生活还不是纯粹虚拟的,它永远也不会变成那样。脑袋还永远需要手臂,我们社会的生产活动仍然广泛依赖于那些实实在在的原材料:人们必须到深深的矿井中挖掘煤炭,打井开采石油,耕种小麦。今天,从巴黎向柏林,或从纽约向上海传送声音或图像,已不再需要导线,可是运输锌、钢与大豆却仍然需要港口、公路和铁路。

今年4月,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来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交流活动,其间,《参考消息》、《新京报》、《科技日报》、新华网、人民网等各大媒体都对他和《当中国改变世界》一书进行了积极报道,中央电视台《今日关注》栏目还专门举办了他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就《当中国改变世界》引发的争议和话题进行的对话。面对中国龙的威胁,墨西哥狐狸的恐慌也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的心态。中国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天然租金——其巨大的“后备军”,廉价的、低素质的劳动力,将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工业部门。20世纪80年代,中国突然出现在人们所说的“传统”产业中(纺织、制衣、制革、玩具等)。90年代初以来,它的活动舞台明显扩大了,进入了更加“时髦“的产业(电器、电子、电信、信息等)。其结果是,中国这座“世界加工车间”每年生产了全球70%的玩具,60%的自行车,50%的计算机和照相机,35%的移动电话,30%的电视机和空调,25%的洗衣机,这还没完。发达国家,尤其是美国和欧洲,固然非常关注世界生产的这种大规模转移,但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再分配,首先会损害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。澳门电子城游戏网址面对进攻,北京也能发起反击。在“反倾销”诉讼上,中国就选择过反击。美国曾控告中国人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其产品(用行话讲,叫“倾销政策”),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。这是巨人美国在对付一些欠发达国家时经常弹奏的老调。华盛顿在2004年的几个月里就针对58种中国产品抛出了反倾销诉讼,使“中央帝国”成为该领域的第一大靶子。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!北京则以同样性质的诉讼,如控告美国康宁公司在光纤电缆上的销售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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